我把那幅画小心翼翼地取下来，用报纸包好，放进我的帆布包里。手机嗡嗡地响个不停，
全是陌生号码的辱骂短信和骚扰电话。我划开一条，上面写着：“你这种垃圾怎么不去死？
生了孩子不认，你配做人吗？”我面无表情地删掉，关机。傍晚的时候，门被敲响了。
我以为是房东来赶人，打开门，却看到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年轻男人，手里拿着相机。
是个记者。“姜女士，我是《城市前沿》的记者，我想……”我没等他说完，直接关上了门。
门外的人锲而不舍：“姜女士，我们只想了解真相！周子衿说您从小就虐待她，
让她吃不饱穿不暖，这是真的吗？”“她说您为了省钱，在她发高烧的时候都不让她去医院，
是真的吗？”“您为什么不愿意回应？是心虚吗？”我靠在门后，听着门外一句句的质问，
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。虐待她？我笑了。为了让她能上最好的辅导班，
我一天打三份工，凌晨四点去早市给人卸货，白天开面馆，晚上去餐厅刷盘子。
有一次我累得在后厨睡着了，手插进了滚烫的汤锅里，到现在，手背上还有一道狰狞的疤。
为了给她买那架她梦寐以求的钢琴，我卖掉了我妈留给我唯一的遗物，一个金手镯。
她说她发高烧我不让她去医院。是，那天我确实没让她去。因为那天晚上，
我也烧得快要昏死过去，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。我让她帮我倒杯水，她却站在床边，
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冷冷地说：“你怎么还不死？死了我就解脱了。
